做好三点！否则户籍制度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消费能力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已连续五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推动力。但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未来居民消费仍有很大增长空间，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带来的巨大消费需求，无疑将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户籍制度的影响   农业转移人口消费能力研究   作为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大国，结构性因素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非常明显。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6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城镇居民的46.4%。城镇化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促进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是现有研究的基本共识。因此，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在城镇落户，其消费环境、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改善将有助于其衣食住行消费的升级。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消费率将呈现先降后升、逐步稳定的轨道特征。然而，城市化进程与消费率的变化之间存在一个悖论，即消费率不随城市化率的提高而增加。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测度主要集中在两个指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两个指标。前者是城市人口比重，后者是非农人口比重。尽管近年来，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稳步上升到2018年的59.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4.7%上升到2018年的43.4%。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如此大的差距，意味着2亿多农村居民实现了职业或地域空间由农村向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转变，但他们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带来的巨大内需，无疑将为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激发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潜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促进1亿城镇非户籍人口定居规划》，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降低人口半城市化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解决城镇化加速时期内需不足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大农业转移人口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一要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服务力度，确保农业转移人口能够消费。   进一步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顶层设计，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支持和服务力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确保农业转移人口的“能源消费”。   二是提高和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治安水平，确保农业转移人口“敢消费”。   进一步提高和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全面建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等统一制度，不断提高覆盖面，稳定农业转移人口的支出预期，确保农业转移人口“敢消费”。推动建立城乡居民统一医疗保险制度，提高跨省医疗住院费用网上结算率，促进远程医疗和社区医院高质量发展。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面，引导各地全面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短期内，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养老保险覆盖面。降低养老金缴费率起征点是扩大养老金覆盖面、提高参保率的有效途径之一。建立相对独立的低缴费、低待遇的“双低”养老保险制度，是符合农业转移人口实际的可行策略。对低收入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政府应给予个人账户财政补贴，使其达到与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水平挂钩、随工资水平变化动态调整的best低支付标准。对农业转移人口比例高的企业，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从中期来看，政府应升级“双低”模式，提高总体规划水平。逐步确定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职工工资的比例，并根据这一动态指标，逐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缴费基数和缴费率，提高统筹规划中的缴费比例；允许农业转移人口通过转制和平衡补偿，将保险自由纳入城镇职工保险，并顺利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从长远来看，我国需要建立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充分调动政府、企业、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资源，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养老金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三是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农业转移人口愿意消费。   只有不断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支持力度，完善对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社会保障服务，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就业歧视，长期以来，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福利和身份认同，实现了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平等权利和社会融合，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社会融合感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有能力消费”、“有胆量消费”、“有意愿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和福利水平。